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番薯如何救中国?

2020-02-18 06:30永乐国际旗舰厅app 人已围观

简介与西方人从中国偷盗蚕种和茶树不同,陈振龙准备要干的这件大事,是从菲律宾将一种西班牙人从南美洲带来的神奇植物,偷运进入中国。 陈振龙出生于福建福州长乐县,年轻时曾经考...

  与西方人从中国偷盗蚕种和茶树不同,陈振龙准备要干的这件大事,是从菲律宾将一种西班牙人从南美洲带来的神奇植物,偷运进入中国。

  陈振龙出生于福建福州长乐县,年轻时曾经考取过秀才,但随着明末人口的剧增和科举的艰难,在考取举人不第后,陈振龙跟随着东南各省浓厚的经商风气下了南洋(东南亚)经商,“往来于闽省、吕宋(菲律宾)之间。”

  当时,征服菲律宾的西班牙人“常患粮米不足”,于是便在菲律宾引入了一种从南美洲移植而来的植物,这种植物亩产高峰可达4000多斤,低的也有2000多斤,相比于明朝时国内亩产仅有两三百斤的小麦和水稻来说,这无疑是一种超级农作物。

  尽管只是个改行经商的秀才,可陈振龙心中,依旧涌动着强烈的传统知识分子情怀,遥想到故乡生齿日繁,依旧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的父老乡亲,陈振龙决定无论千辛万苦,也要将这种超级植物带回中国。

  然而,西班牙人很精,“珍其种,不与中国人”,并且在海关层层盘查,在历经多次偷运失败后,1593年,在通过贿赂当地土著、得到番薯藤后,陈振龙将薯藤绞入汲水绳,混过关卡后,最终历经七昼夜的颠簸航行,从菲律宾回到福州。

  在历史的庞大叙事中,万历二十一年(1593年),这一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大军,与援朝作战的明朝大将李如松所率领的明军在平壤展开激战,最终明军将士拼死击败日军,但正史没有记载的是,这一年,卑微的福建秀才陈振龙,拼死从菲律宾为中国带来了番薯这件神奇宝贝,并将在此后几百年间,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和拯救亿万国人性命,同样贡献不朽的力量。

  以福建惠安县为例,由于人口剧增、地产不足,仅仅隆庆五年(1561年),这个区区一万多户人口的蕞尔小县,每年就“须输入米粮约七万石(约合当代1300万斤)”,才能养活全县人口。

  “六益八利,功同五谷”的超级农作物,一定可以拯救苍生百姓于水火之中。在将薯种偷运回到福州后,陈振龙和儿子陈经纶马上草拟了一份禀贴,送呈当时的福建巡抚金学曾,陈述引种番薯的利害所在。

  “小者如臂,大者如拳,味同梨枣”,福建巡抚金学曾获知后振奋不已,马上旌表陈氏父子此行“事属义举”,“虽曰人事,实获天恩”,随后开始在福建全省推广引种番薯。

  当时,北方小麦亩产仅为300斤左右,且每年只能种一季;在南方虽然可以种两季水稻,但全年亩产也不过就五六百斤。

  而番薯不仅可以种植两季,其中春薯亩产可达4000多斤,夏薯亩产可达2000多斤,全年产量可达6000多斤,尽管口感不如水稻和小麦精美,但对于长期挣扎在温饱线上的中国农民来说,这种从南美洲辗转引进的超级农作物,无疑是上天恩赐给中国人的超级礼物。

  这场由陈振龙偷运番薯后,即将在中国引发的食物革命和人口革命,可以说,无论如何赞誉都不为过。

  广东东莞人陈益、广东吴川人林怀兰,也分别从安南(今越南)引种番薯,进入到了广东东莞和吴川等地。尽管各自独立,互相不知道自己的引种行为,但这场从全球地理大发现时代发端,从南美洲辗转传播进入广东和福建的农业革命,即将剧烈地改写往后的中国史。

  “产米不敷”的福建人民,得以“足果其腹、灾不为荒”,当时,番薯在福建“遍地皆种,物多价廉,三餐当饭而食,小民赖之”,以致于当明末清初郑成功的船队为台风所困,下令在澎湖筹粮时,粮食官回答他,当地“唯有番薯”而已。得益于番薯的广泛引种,福建人口也从明朝万历年间(1572年-1620年)的173万人,增加到了1834年(清朝道光十四年)的1500多万人。

  占城稻,而第二次则是以番薯、玉米传入中国为代表掀起的食物革命。与番薯一样,玉米也大概于明朝后期的16世纪,分别从中亚,印度、缅甸,以及南海海路等路线,传入中国的黄河流域、西南地区和东南沿海等地,然而在明末清初的战乱中,玉米与番薯一样,也是被仅仅局限于个别省份的小范围种植,尚未进入全国性大种植时代。

  番薯、玉米之外,通过地理大发现,来自美洲的原产农作物马铃薯、木薯、花生、向日葵、辣椒、番瓜、西红柿、菜豆、菠萝、番荔枝、番石榴、油梨、腰果、可可、西洋参、番木瓜、烟草等近30个物种也先后传入中国,并即将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一场超级农业革命。而促成这场农业革命的重中之重,正是先驱者们历经千辛万苦,从国外引种进来的番薯和玉米。

  进入清朝后,随着康熙皇帝宣布“滋生人丁永不加赋”,和雍正皇帝“摊丁入亩”正式取消人头税,中国人口开始出现了狂飙突进的人口大爆炸,康熙三十九年(1700年),当时中国人口约为1.5亿人,而不到百年后的乾隆五十九年(1794年),清朝人口飙涨到了3.13亿人。

  仅仅凭借小麦和水稻等传统农作物的产出,已经无法养活中国日益庞大的人口,而随着人口的繁衍和土地的日窘,无数饥民开始挺进帝国的各处荒山野岭到处开垦,他们惊奇地发现,在小麦和水稻难以存活的山地,新引进的番薯和玉米却可以倔强地生存下来,并且产量颇高。

  历史进入康熙年间后,为了充实历经多年战乱后、几乎毁灭殆尽的四川人口,清廷发起了浩浩荡荡的“湖广填四川”运动,随着福建、两广和两湖等地移民的蜂拥进入四川,他们在迁徙路上也带去了容易种植的番薯,于是,此前困阻在福建和广东等地达百年之久的番薯,终于开始在南方各省广泛传播开来。

  陈世元来到山东胶州(今青岛)古镇口经商时,发现昔日富庶的胶州竟然天灾横行、饥馑四野,他后来回忆说:“时东省旱、涝、蝗、蝻,三年为灾。”

  余瑞元和刘曦一起,自己垫资雇人前往胶州(青岛)古镇口试种番薯,历经两年试验,番薯最终种植成功,于是,胶州(青岛)等地农民“乃各骇异”,随后也开始了大规模的引种和传播。

  陈云、陈燮和陈树在胶州、山东全省乃至整个黄河流域进行广泛传播,并且亲自写了一本书《金薯种植法》向北方人民免费发放。在陈氏家族几代接力的义务传播下,从山东到河南再到北京通州地区,番薯种植开始如火如荼传播开来:在山东胶州,知州周于智随即以官方名义宣示番薯的“六利八大益”;在山东潍坊,举人王某召集亲邻,“竞来传习,处处埋掘”;山东布政使李渭,更让人以快板的方式,在全省范围内推行番薯种植。

  “使皆知种薯之利,多为栽种”。至此,番薯种植终于从民间的自发传播,演变成了国家行为,

  而在番薯和玉米、马铃薯等美洲农作物的传播引种下,原本难以栽培农作物的帝国山区也得到了广泛开发,当时,人口大爆炸的流民经常进入山区,在山谷低处就种喜欢气候暖湿的番薯,在高处就种耐旱的玉米,更高处就种“耐地气苦寒”的马铃薯。

  在番薯、玉米和马铃薯浩浩荡荡的传播引种下,即使是以往人迹罕至的陕西、湖北、四川三省交界的深山密林地区,也到处种满了玉米、番薯、马铃薯等农作物。

  从唐宋时期开始发端后,形同垄断割据的土司制度,一直是妨碍中华帝国统治西南地区的重大障碍,从明朝中后期开始,中华帝国一直在西南地区不断推进改土归流制度,以寻求将原来土司管辖地区,变成与内地相似的流官派管制度。

  鄂尔泰为首的各地重臣,开始在西南地区的云南、贵州、四川、广西、湖南、湖北等地大规模开展“改土归流”运动。

  历经多年强力废改,最终在雍正时期(1722-1735年),番薯、玉米、马铃薯等农作物也开始大规模挺进改土归流地区,而回溯根源,正是得益于番薯、玉米和马铃薯促成的人口大爆炸,才反过来在雍正时期,促成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运动。

  因为以往这些土司统治地区多处山地,很难种植水稻小麦,但现在有了适宜山地种植的番薯、玉米和马铃薯,山区的土地,自然倍显珍贵了。

  在清代以前,中国的主要粮食作物一直是水稻、黍、稷、麦、菽、粟等五谷杂粮,一直到明代,中国的粮食构成还一直是延续宋元时期的以水稻和小麦为主的格局。明末的宋应星(1587-1666)就在《天工开物》中写道,明末社会的主要农作物70%仍然是水稻,然后小麦、黍、粟等占30%左右。

  到了清代,随着番薯、玉米、马铃薯等三十多种美洲农作物在全国的推广种植,番薯、玉米也得以加入到了主要粮食作物行列,并与其他杂粮一起,共同构成了全国粮食产量的三分之一。

  至此,历经从明朝后期开始的延续传播,在以水稻、小麦为主的粮食作物结构下,番薯、玉米、马铃薯等美洲农作物也开始进入到了中国人的餐桌之上,而在明清和民国时期,在赣南、湖北襄阳等山区,百姓甚至常年以番薯和玉米作为主食,一年到头很少吃稻米,“或终岁不米炊,习以为常”。

  1亿人口,繁衍至乾隆五十九年(1794年)的3.13亿,到了道光三十年(1850年),又增长至4.3亿。而追溯中华民族繁衍强大的根源,番薯和玉米的进入与传播,实在居功至伟。

  到了乾隆晚年,在北方致力于推广番薯种植的陈振龙的五世孙陈世元,则在自己福州的家中,写下了记录自己家族几代传播番薯种植的《金薯传习录》一书。

  因为在老百姓看来,别小看了那一根漂洋过海而来的番薯藤,那可是先驱们,为我们民族带来的伟大希望。

  王思明:《美洲原产作物的引种栽培及其对中国农业生产结构的影响》,《中国农史》2004年第2期

  曹玲:《美洲粮食作物的传入对我国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的影响》,《古今农业》2005年第3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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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ags: 番薯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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